1984年修订的纽约标准通过CT表现将骶髂关节炎进行分级，因为CT能较好地显示SpA的微小病变，并能监测到病变骨质的进展情况^{[14, 20]}。但该诊断标准是基于骶髂关节间隙改变或疑似改变开始分级的，对于骶髂关节间隙改变及骨质破坏之前的病变，如骨髓水肿、滑膜炎及血管翳等的监测并不灵敏，故易漏诊早期病例。相较于CT，MRI能反映病变炎症的本身情况，因此2009年ASAS将MRI检查引入诊断标准^[10]。近几年兴起的几种MRI新技术不仅能通过特定的参数值早期检出病变，并且可对病情进行定量分析。其中应用较为成熟的技术包括弛豫时间图成像、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及动态对比增强成像等。

骶髂关节双侧骶骨面附有透明软骨，软骨由细胞外基质和软骨细胞组成，软骨基质由外胚层水、蛋白多糖、胶原蛋白及特殊蛋白质组成，其中水占66%~78%，且水在软骨中的分布不均匀，在关节表面的含量最高。蛋白多糖是由具有碳水化合物侧链的高相对分子质量的蛋白质组成，可产生大量的带电分子吸引水分，因此，蛋白多糖是直接导致软骨含水量高的原因。T2 mapping和T2* mapping技术主要用于骨与软骨病变的检测，其成像基础即为监测组织内水分子的微小变化。

AS病变在常规MRI压脂像上表现为骨髓水肿，即呈高信号影，在T2 mapping和T2* mapping伪彩图上严重骨髓水肿区域表现为红色，炎症较轻区域表现为黄色或浅黄色，正常区域则表现为蓝色^[21]。AS患者骶髂关节面下骨髓的T2及T2*值较正常区域明显增高^[11]，但T2*值始终低于相对应的T2值^[22]。

T2弛豫时间，即自旋-自旋弛豫时间，与横向磁化衰减速率有关，由前射频脉冲造成的相位相干性损失引起，主要反映自由水分子在软骨基质内移动和交换能量的能力，同时也能反映水分子与胶原纤维的相互作用。在软骨组织中T2值主要取决于细胞外基质的水和胶原蛋白含量以及胶原纤维的排列取向。根据T2值的取值范围可生成与之相对应的伪彩图，通过色阶更直观地表现病灶的炎症程度。

SpA中以AS为例，其骶髂关节病变可导致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炎性渗出增多，水含量增高，故引起T2值的改变。甄涛^[23]对AS患者和单纯慢性腰背痛患者进行T2 mapping序列检查，结果发现早期AS患者的T2值即可出现相应变化，因此可对早期AS患者与慢性腰背痛患者进行鉴别。姚晓龙等^[24]对AS患者及健康体检者的研究结果发现，AS患者组骶髂关节面下骨髓T2值明显升高，同时，89%的患者在常规压脂像上未见明显异常病变，但在T2 mapping伪彩图上发现了骨髓水肿区，因此提出T2 mapping技术在检出AS早期病变中有独特价值。此外，朱启航等^[25]对依那西普治疗的AS患者进行治疗前后的T2 mapping扫描，结果发现治疗后AS患者的T2值明显低于治疗前，证实了T2 mapping技术可以作为评估AS疗效及预后的指标。

不同序列下获得的T2 mapping的T2值各不相同^[26]，这些不同可能与每个序列对系统缺陷的不同灵敏度及不同的拟合方法有关，但无论在何种序列下获得T2值，其结论是一致的，即当骨关节软骨病变时，相应区域的T2值将不同程度增高。但也有研究者发现，当软骨病损严重时，T2值会再次下降，并认为T2值可能不太适合更晚期的疾病阶段^[23]。姚晓龙等^[24]对36例AS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有5例患者的骶髂关节在伪彩图上出现病变征象，但测得的T2值未显示异常。与其他弛豫时间图成像相比，T2 mapping最大的优点是对磁场的局部不均匀性不敏感，即使患者存在术后金属碎片也不影响成像。但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T2 mapping大多使用二维多层自旋回波采集获取T2值，这种二维模式无法对数据进行重建获取三维图像。

T2* mapping是类似于T2 mapping的技术，采用的是多回波梯度回波序列，由于不受自旋回波序列180°重聚焦脉冲对失相位的影响，因此T2*值不仅能反映组织中相邻质子间的自旋-自旋弛豫时间，同时还能反映由磁场不均匀性导致的相位偏移所产生的横向弛豫时间^[27]。T2* mapping最大的优势是成像时间更短，三维成像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可能具有更高的空间分辨率，这些优势在关节薄且呈球型的软骨表面极为重要。刘玉涛等^[21]研究发现，T2* mapping有助于AS患者骶髂关节炎的定量分析。还有学者提出，T2* mapping可与超短回波序列联合使用，评估深层软骨钙化层^[26]。但此类研究在骶髂关节中尚未见报道。

T2* mapping序列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对易感性伪影和魔角效应的敏感性高，在这方面，T2 mapping技术优于T2* mapping技术。

DWI最显著的特点是可以无创性地观察活体组织中水分子的弥散特性，从而提供各组织的空间结构信息。其中，水分子的弥散程度用弥散敏感梯度（b值）及表观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来表示。该技术主要通过检测病变区域的ADC来量化诊断早期病变的程度及其活动性。AS患者病变区炎性因子浸润，扩散加强，在DWI上表现为明显高信号，其ADC增高^[28-29]。牛富业等^[30]的相关研究结果发现，ADC与Bath强直性脊柱炎疾病活动性指数（BASDAI）评分、加拿大脊柱关节炎研究协会（SPARCC）评分呈正相关，故认为DWI可作为评价SpA疾病活动性的可靠指标。孔龙等^[29]和郑泽文^[31]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结论。

尽管DWI技术在肿瘤鉴别诊断方面具有较大价值，也能较为简洁方便地量化分析SpA早期病变，但其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局限性主要来自b值的不确定性：b值越高，对水分子运动就越敏感，对病变的检出率也就越高，但图像的噪声会增加，分辨率得不到保证；b值较低时，ADC将同时受灌注和扩散的影响，此时对组织扩散情况的反应将失真。目前对于b值的取值范围仍缺乏一定的标准^[32]。李贝贝等^[32]的研究结果发现，当取不同的b值时，测得的ADC具有明显差异。

DCE-MRI主要是通过静脉团注水溶性对比剂后缩短T1弛豫时间，迅速获取T1加权图像，对比剂从血管进入病变组织后，病灶呈现不同的强化形式，以此评价组织微循环及血流的灌注状态，从而达到对病灶的半定量及定量诊断。DCE-MRI主要用于各类肿瘤的诊断。DCE-MRI序列半定量诊断主要是对病变ROI绘制出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并计算出增强因子（Fenh）及增强斜率（Senh），从而定量检测SpA患者的活动性及病变程度。李筱倩等^[33]的研究结果发现，早期AS患者病变区ADC与Fenh之间呈高度正相关，DWI和DCE-MRI对早期SpA病变的骨髓改变显示较为灵敏。

DCE-DWI序列的定量诊断主要是通过Tofts模型提出的3个定量参数，即K^trans（转运常数）、V_e（每单位体积组织中血管外细胞外间隙的容积分数）和K_ep（速率常数）来定量监测SpA病变的活动性。初广宇等^[34]比较了AS患者中活动组与静止组的K^trans、K_ep、V_e及各项指标与Bath强直性脊柱炎疾病活动性指数（BASDAI）评分的相关性，结果发现两组患者各参数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证实DCE-MRI定量参数能够评价SpA的活动性。

AS患者在炎症活动期出现骨髓水肿，时间-信号强度曲线主要表现为Ⅱ型及Ⅲ型，其中以Ⅱ型（快速上升平台型）为主，即早期速升，中后期强化程度保持恒定或稍有增加，晚期强化程度缓慢增加；Ⅲ型为持续快速上升型。正常者其时间-信号强度曲线表现为Ⅰ型，即速升缓降型，曲线上升到最大强度后再缓慢下降^[29]。AS患者病变区K^trans、K_ep、V_e增高，并与Bath强直性脊柱炎疾病活动性指数（BASDAI）评分呈正相关^[28]。

但因DCE-MRI需要注射对比剂，限制了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目前DCE-MRI多应用于肝脏、泌尿系统及颅内等肿瘤的定量诊断，较少用于骨关节方面疾病的诊断。

SpA病变进展可导致脊柱关节结构及功能障碍，甚至可致残疾，临床治疗只能延缓病情进展及改善症状。而早期发现并对症治疗可防止脊柱和关节结构及功能的改变，同时对早期炎症的定量诊断可指导临床精准治疗，因此，SpA的早期检出及定量分析极为重要。但MRI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MRI对病变的分期有赖于影像诊断医师的诊断水平，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另一方面，常规MRI对脊柱关节的炎症程度并不十分灵敏，在新标准验证实验中，MRI对SpA患者活动性骶髂关节炎的检出率仅为72.4%^[11]。相较于常规MRI，DWI、DCE-MRI及弛豫时间图成像等功能MRI不仅可以灵敏地检出SpA病变，还能对病变进行分期及定量分析。

利益冲突　本研究由署名作者按以下贡献声明独立开展，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刘君玲负责文献的查询、论文的撰写；温生宝负责论文的审阅及校对；李文方负责论文的修改。